大國崛起在于思想開放

鄺：你是法蘭克福書展的常客嗎？

龍：我在法蘭克福住過11年，所以當大陸或臺灣的出版社開始參展的時候，我經(jīng)常以一個地主的身份招待這兩邊的朋友，所以我從前每年都來這個書展。

鄺：對于中國作為主賓國，你有什么感受？

龍：我覺得特別高興，因為我們常說中國是“大國崛起”，可是如果崛起的只有其軍事跟政治力量，那是很危險的。所以讓人比較放心的“大國崛起”，一定是在軍事、政治跟經(jīng)濟崛起的同時，也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影響力。如果中國可以在更多這種世界性重要展覽里頭作為主賓國的話，她跟全世界會有更多、更深入的文化和思想接觸。這種接觸，譬如說這一次的法蘭克福書展，在德國跟中國方面就引起了很大的風波。但是，我覺得中國要真正走向世界，跟世界做思想上的好朋友，必須學習經(jīng)歷這個過程。

鄺：很多人批評內(nèi)地出版，你覺得中國有沒有資格當主賓國呢？

龍:我希望這能作為中國走向另一個自信和開放的文化大國的一個起點，并慢慢朝這方面走。書展是每一個國家把她文化里頭最有創(chuàng)意、最勇敢、最敢挑戰(zhàn)的思想拿出來給你看，然后所有國家都在比賽：我的國家文化土壤最豐厚，所以連其他國家都想來買我的文學作品和思想作品的版權,他們想把我的東西翻譯出去。其實所有國家在比賽的，都是思想的自由與創(chuàng)意。這個時候，我相信很多中國出版的同行，以至作家們，心里一定有些想法，就是說中國在大國崛起的過程里頭，真正需要加油的是思想開放以至文化創(chuàng)意。我很希望法蘭克福書展能對中國產(chǎn)生這種真正的沖擊。

鄺：你對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這本新作有何期望呢？

龍：在臺灣，它已經(jīng)有了我所希望見到的，就是一個社會集體療傷的過程。在香港，它這次出版的銷售數(shù)量也超越了所有前面的書，非常特別，這可能是因為很多香港這一代的年輕讀者，開始去思考和了解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于1949年，一路走來是怎么樣的過程。我比較高興看到，從彼此不了解的社會里頭，呈塊狀的、分裂的族群，對于彼此的傷在哪里，有一個深入的認識，它對于社會的和諧有所幫助。